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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占领河西地区就开始通西域，特别是元鼎二年(前114)置酒泉郡主要目的就是通西北国，尤其是置敦煌郡之后，敦煌成为通西域的门户，当时通西域有南北两道，南道出阳关或者玉门关，经楼兰、且末、扜弥、精绝、于阗、莎车、疏勒，西南经悬度到罽宾、乌弋山离等国，西北翻越葱岭到大月氏、大宛、康居诸国。南道是西汉武帝、昭帝、宣帝通西域的主要路线，楼兰是这条路线上的关键城邦国家，元凤四年(前77)傅介子刺杀楼兰王，以尉屠耆为王，改国名为鄯善，派军队屯田伊循，置伊循都尉，修筑了伊循城都尉大仓，成为往来使者饮食提供主要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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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隋唐时期，在中国文化的渗透影响下，佛教的罪罚观念也出现了伦理化与世俗化的特点。宣传佛教果报说的冥报故事，被用来维护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使佛教罪罚观念逐渐向世俗伦理妥协。《佛说十王经》一类伪经迎合民众恐惧地狱恶报的心理需求，极力宣称奉持该经的灵验与功德，进一步造成了世俗佛教中罪罚与善恶报应观念的混乱。
阿毗达磨藏是佛教论藏的典籍，在佛典中占有重要地位，并曾被译为回鹘文。本人在长期释读敦煌研究院旧藏回鹘文文献的过程中，又识读出三件“阿毗达摩论藏”残片。本文即是对此三件残片的释读结果，分别对每一残片进行简单介绍、回鹘文转写、汉译和注释，并附以汉文原文，以便与回鹘文对照。
敦煌研究院旧藏有敦煌出土汉文和少数民族文献写本数百件。这批文献主要出土于莫高窟藏经洞和莫高窟北区，一部分文献是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员和民间收藏家赠于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院旧藏回鹘文文献的研究成果近几年陆续公布与众。本文对敦煌研究院旧藏两叶回鹘文《十业道譬喻故事花环》残卷进行释读研究。
疑伪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内容杂有如来藏、中观、唯识、密教等大乘佛教教义和道教、民间信仰等，在中土撰于7世纪后半期至8世纪前半期。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于11世纪译自汉语，到了元代进行了大规模的传抄。该文献现阶段分藏在伦敦、京都、柏林、圣彼得堡、北京等世界各地，总数达400余件。本文对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一叶回鹘文《八阳经》写本(编号GT15-12)进行转写、翻译和语文学注释等，并将其与伦敦本、京都本等进行对比分析，提出该文献不同于其他版本的观点。
2015年，吐峪沟西区的中部高台新发现了纸质和木牍等各类回鹘文书，经对这些文书释读甄别后发现：四件木牍回鹘文书有三件都清楚地记录主人姓名等信息；纸质文书一经确定为《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简称《七星经》),文书二为韵文文体文书；文书四提到讲经师沙弥土都(?abi Tudun)等信息，等等。这为我们深入探究《七星经》在吐鲁番的传播和发展，丰富和拓展我们对蒙元时期吐鲁番的历史文化的理解，探索蒙元时期回鹘韵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回鹘文契约文书中的“s6■6四至”方位词以“东南西北”的排列方式为主，这样的顺序与太阳崇拜的民族特性有关。也会出现不完整的四至，用两个到三个方位词来表示。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汉文文书中的四至同样多以“东南西北”的方向为序，且常用“至、到、诣、极”等表示，较回鹘文契约更为丰富，但没有使用“上”,“下”来表示方位。回鹘文契约中的s6■6现象与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汉文类契约有着更多的沿袭关系和深刻的文化渊源。
法国国家图书馆庋藏敦煌藏文写卷P.3288V存有四种占法，其中第二种占法是以《宿曜经》为基础进行重新编排、翻译的产物，故将此件写本定名为“宿曜占法抄”较妥。敦煌藏经洞出土藏文本星占文献数量并不算多，《宿曜占法抄》的揭出，有助于保存并丰富吐蕃的天文史资料，可以成为探究汉译佛经向吐蕃社会传播的新线索。为便于学界利用此件藏文材料，经过整理的相关古藏文与汉译文予以公布。
莫高窟97窟北壁十六罗汉图中所绘第三尊者是一幅典型的搔背罗汉图。通过将其与京都高台寺藏本等相近风格罗汉画比较分析，可以得知样稿应由蜀地传入，并被实际绘制于11世纪后期至12世纪。该画作在罗汉供养法会中的功能以及所体现出的禅宗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解读11至13世纪敦煌地区罗汉图像，也有助于理解西夏的罗汉形象表现，成为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罗汉图像的代表性案例。
金塔寺石窟位于甘肃省张掖市，属于马蹄寺石窟群，始凿于公元五世纪。2021年5月至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组建联合考古队，对金塔寺石窟进行调查时，确认了东窟塔柱正面残存西夏文墨书题记的分布位置及与临近塑像的内在关联。这些题记题写于早期塑像旁侧，内容为阿弥陀佛的十种化身名号。这一发现不仅补证了西夏时期曾对原初塑像装銮施彩，而且说明西夏还曾将原有十方诸佛塑像名称改为阿弥陀佛各种化身名号，重新定义与建构了塔柱原有造像布局，进一步佐证了净土信仰曾盛行于西夏境内。
宋代时期是禅宗佛教大放光芒的时代，寺刹林立，大德辈出。其间巴蜀地区凭借浓厚的宗教氛围和人文气息，成为禅宗经营的重要领地。在此背景下，巴蜀石窟中出现一系列以“一佛一弟子”为主的组合造像，反映的正是佛教中世尊付法迦叶的主题。该题材的出现兼具时代性与地域性，为宋代禅宗美术的讨论提供了新的案例。
日本正仓院藏上代染织佛幡及残片数量众多且保存良好，为研究日本飞鸟奈良时期染织品以及中国唐朝时期佛幡的形制、图案、工艺和用途提供了大量重要的实物证据。通过对正仓院佛幡和法隆寺佛幡的对比，并结合隋唐时期佛幡的特点可知，法隆寺佛幡制式向正仓院佛幡制式的过渡，正是受到了唐朝开元天宝年间佛幡的影响，表明唐朝时期佛教文化的鼎盛和东渐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飞鸟奈良文化的形成和迅速发展。
叶尼塞碑铭是指发现于叶尼塞河上游的、以黠戛斯语(古突厥语方言之一)鲁尼文镌刻的碑文、摩崖与器物刻铭等，是黠戛斯汗国的历史文化遗存。其中，在E24卡娅乌珠(Khaya-Uju)刻铭的第6条题记中出现汉字“王”的音译ong,在E108乌尤克欧尔匝克(Uyuk Oorzaq)第一碑和E68伊勒巴基(El-Baji)碑中出现汉字“王”的另一音译oo。第一种语音ong的产生背景是华夏王朝与北方草原民族之间的非民间的、国家层面上的语言文化交流。第二种译音oo恐怕源自隋唐时期的西北方音，其产生背景是操古突厥语的族群与西北方言使用集团之间的语言文化交流。
“北周迎后”即北周武帝派遣使臣迎接突厥阿史那皇后之事，在正史以及碑石文献中均有记载，是北周时期比较重要的政治事件。但是史料对于迎后事件记载不一，本文根据碑石文献，对迎后时间、地点、人物等进行考证。此外，北周迎后事件与北周经营河西地区关系密切，尤其是对于西魏新置“甘州”较为重视，显示出北周统治者“立足关陇”以制天下的决心。
太昌元年，当高欢入洛掌握北魏政权之后，曾大规模追崇先世族属并为在世的宗亲加官进爵，不过这些封赠限于他本身真正的亲族，并不包括那些其所依托谱系上的渤海同宗，如高允家族、高祐家族等。在封赠的同时，高欢还在谋划将分葬于各地的宗亲迁葬到洛阳，其中就包括他的父母高树生夫妇，迁葬到洛阳的高氏宗亲又得到了第二次追赠官爵。后来由于局势的变化，高欢将魏都迁到邺城，并在邺城西北漳河北岸形成了真正的家族葬地，这些徙葬邺城的高氏宗亲也按“迁葬——重赠”的模式得到了第二次追封，二者是配套进行的。不论是追崇先世的范围，还是高氏宗亲原先分葬各地，既而徙葬洛阳、邺城的史实，都为我们将高欢家族与历来归葬渤海家族墓地的渤海高氏区分开来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王家彦是甘肃法政学堂的第一位教员，也即兰州大学校史上的首位教师。王家彦于1902年以“大挑知县”身份来甘肃为官，于1902-1903年署任平远县知县，于1903年担任甘肃乡试帘官，于1903-1905年出任甘州厘金委员，于1905-1907年转任肃州直隶州王子庄州同，于1907年3-7月署任敦煌县知县。王家彦主政敦煌县期间，奉命接待到访的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却因监管不力和渎职等因，导致斯坦因将大批敦煌文物劫运出境。王家彦在处理敦煌县农民抗粮运动过程中手法过激，最终酿成1907年敦煌民变。王家彦被调离敦煌后，于1908年弃官从教，参与创建甘肃法政学堂，并于1909年1月被任命为主讲律例和宪法的首位教员。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家彦应新疆都督杨增新之邀，署任新疆省内务司长，终因积劳成疾，于1913年11月1日在迪化(乌鲁木齐)病逝。
朱晓峰所著《唐代莫高窟壁画音乐图像研究》一书以唐代莫高窟壁画音乐图像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涉及敦煌乐舞的基本问题、敦煌画稿中的音乐图像、敦煌文献中的乐舞记载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本文通过梳理该书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观点，分析研究价值和不足之处，总结作者围绕敦煌乐舞研究方法提出的问题，对该书进行了客观、深入地评价。总体而言，该书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以唐代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乐舞，在研究中提出了新的观点，并对敦煌乐舞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思考，是一部有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的著作。
董华锋新著《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规范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陇东地区的北朝佛教造像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对比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这部著作在区域断代佛教考古与艺术研究等方面做了更加深入的探索，不仅拓展和丰富了“陇东石窟”的文化内涵，更从研究的思路、方法和角度上进行了诸多有益尝试。相信此专题著作将会成为丝绸之路石窟研究的重要参考。
<正>一、关于石窟结构、遗存的描述问题敦煌学或石窟研究论著，在行文中大都会涉及对相关石窟的描述。一般而言，大多数作者都能比较清楚地交代相关石窟的具体情况，但也有一些例外。这一方面与作者的细心与否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作者所研究的对象的复杂程度有关。关于石窟的描述，多涉及东南西北、上下左右、里外侧端等方位关系。有的窟龛因其结构复杂、遗存丰富，故在描写、陈述时很容易在方位关系上出问题。如有的窟，有前室，有后室，有甬道，有中心柱，窟内有龛，